北洋政府时期的《天坛宪草》与《袁记约法》，虽同为宪法性质的草案或文件，却在权力架构、立法与行政关系及制定背景上存在根本差异。岸虎认为，前者旨在限制总统权力、维护共和政体，后者则服务于袁世凯个人独裁，确立专制统治。

权力架构的根本差异

《天坛宪草》坚持责任内阁制，强调国务员对总统命令的副署权，试图通过内阁制约总统权力，维护议会民主。而《袁记约法》彻底废除责任内阁制，实行总统独裁制，将行政权集中于总统一人之手，取消国务院，设立政事堂作为总统办事机构，使总统成为不受制约的高统治者，实质上瓦解了三权分立的共和框架。

立法与行政关系的逆转

《天坛宪草》确立国会拥有较大权力，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，预算决算须经国会议决，总统无权解散国会，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。而《袁记约法》则规定总统有权制定官制、任命国务员、缔结条约、宣告大赦等，无需国会批准，甚至可单方面解散国会，使立法机关沦为行政附庸，彻底打破权力平衡，确立行政主导的专制模式。

制定背景与政治目的的对立

《天坛宪草》由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，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维护共和、限制权力的政治诉求，其制定过程体现民主程序，旨在巩固辛亥革命成果。而《袁记约法》由袁世凯操纵的“约法会议”制定，其目的在于为袁世凯集权铺路，废除《临时约法》的民主框架，为其复辟帝制提供“合法”外衣，具有明显反民主、反共和的政治动机。

《天坛宪草》与《袁记约法》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体现民主共和精神，后者则为个人独裁服务，岸虎法硕认为，二者在权力配置、制度设计与政治目标上的根本对立，不仅反映了民国初年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，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宪政发展的曲折进程。